浦東源深體育館是“中國好聲音”新的錄制場所，2400平方米球場的中央是一方小小的拳擊台，它的小，是與幾乎要淹沒它的四面觀衆席對比而成的，其實把這小小拳擊台和對面四張傳說每張80萬元的紅椅子以及樂隊都算上的話，也有1000多平方米，相當于上海最大演播室的容量。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好聲音”要開先例選擇在體育館錄像的原因，美國版“The Voice”是按好萊塢的方式搭建了一個影棚。“大”——就是這個節目的追求。

電視大片裡的正能量

    我在采訪浙江衛視總監夏陳安的時候，與從廣電總局抱着獎狀回來的浙江廣電集團總編輯程蔚東不期而遇，這兩張獎狀屬于他們的重頭節目“中國好聲音”和“中國夢想秀”。他實在忍不住要先拿給一線的下屬們看，可能太過興奮了，程蔚東講話的語速堪比“賣涼茶”的華少。“相信主流，相信規律，相信受衆！你也知道開會都是念發下去的稿子，我沒念，自己講了三個相信。這兩檔節目很觸動人，某一天廣電總局管理部門的某位領導告訴我：自從主持‘中國夢想秀’，周立波像換了一個人。”

圖注：浙江衛視總監夏陳安

    夏陳安的補充印證了程蔚東興奮的原因：“做電視做到既叫好又叫座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以前有的機構向我們推薦一些欄目比如讀書節目，都沒有觀衆聽說過這個節目。有些收視率表現看起來很好的節目又恰恰因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是上級部門希望調改的。‘中國好聲音’這個節目讓我特别興奮的是，它把一些精英族群拉回到電視機前。”

    夏陳安給“中國好聲音”定下了一個概念——“電視大片”，廣電總局送給它的名字是“大型勵志音樂評論節目”，以區别于傳統選秀。夏陳安喜歡看美國電影，他說：“它們傳遞了美國的價值觀，美國的正能量以及美國的文明和文化。我在思考我們是不是做綜藝節目非得低俗化才能獲得收視率。”于是他根據集團王總“用精英的實力創造大衆文化”的媒體經營理念對浙江衛視進行“頂層設計”，所謂的“頂層”和“大片”，除了體量，先要花費的就是物力和人力。“大投入、大制作、大視野、大影響、大主演，站在一個國家的角度來說，首先我們就給自己這樣的定位，甚至是有一點國家意識的。”

“中國好聲音”的四位導師：（左至右）庾澄慶、劉歡、那英、楊坤

    首先是買版權，這在引進節目中已經很普遍，“The Voice”算是目前最貴的幾檔節目之一，也正是這個“正版”的梧桐木，才能吸引劉歡、那英這樣的“金鳳凰”。外傳浙江衛視花費了8000萬元給四位導師，實際上費用的支出和形式并沒有這麼簡單，浙江衛視副總監杜昉解釋說：“對于劉歡、那英來說，也有很多綜藝節目給他們開很高的錢，他們也不會去，隻能說，你可以理解成他們也是作為‘股東’的意思在裡面。我們在嘗試新的模式，導師的利益有期權的概念在裡面，但并不是說我們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公司，利益按每人百分之多少來列，并沒有到這個地步，隻是這個項目有這個方面的嘗試。每個人都有他的勞動所得，有一些可能是換取酬勞，有些是換取期權，有些是換取學員相當于換取未來。”

    具體的金額沒有辦法以一季節目來看，或許要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跨度裡，他們簽署的合同以三年為期。程蔚東告訴記者：“我們這個節目完全是用一流大片的水平來打造，現在的節目投入肯定超過8000萬元，這種投資規模不是每一家電視台都有能力可以承受的。”當時對這麼大投入包括合作模式選擇肯定是有分歧的。“夏陳安他們迅速上報集團，集團黨委會馬上開會拍闆決定。合同約定把收視率、廣告創收和合作團隊的利益捆綁起來，他們每一期都會很努力，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跟這個團隊捆綁在一起，他們不可能懈怠，收視率一旦掉下來，他們比我們還急，因為收視率掉下來意味着利益的損失。”雙赢、把餅做大，而不是從一塊餅上分走最大的那塊，理論上大家都會侃侃而談，但進入到談判階段，必須有一方對自己的利益做出讓步，其實并不容易。

    另一檔大投入節目“中國夢想秀”是夏陳安思路裡“電視大片”的第一部。他說：“這兩檔節目的投入都是最大的，都采用了笨辦法，是事倍功倍。我們的每一位學員和追夢人，我們都花很大的精力去找。全國100個城市，60個導演，曆時3個月在外面找這些追夢人、學員。20多台機位全程錄像，好處就是别人很難複制。”

    這兩檔節目錄制耗時極長，每次超過10個小時，以至于觀衆要有兩撥，分上下半場，還要有一個專門的人給觀衆分發獎品，以安撫他們不耐煩的情緒。“中國好聲音”有26台機位，毛片時長近300小時，再從裡面剪出近兩個小時的内容交付審查。

    以一個人為例就知道“好聲音”的廢片率有多高。負責念廣告的華少本來是浙江衛視最受重視的主持人，但在這裡他每天錄制十幾個小時，隻能采用幾分鐘的段落。“給我的40秒一定要做點東西出來，不然我爸會覺得我每天沒有來錄影而是出去玩了。”那十幾個鐘頭他幹了些什麼呢？陪着選手的親朋好友在一個家庭活動室裡，通過聊天獲取他們的信任，采訪到一些故事，但這些場景并沒有在節目中播出。例如選手王韻壹為什麼剃光頭，華少和她姐姐聊天，聽到一個煽情的故事，但她本人并不希望以此博同情。剛開始時華少想不通自己為什麼要站在那裡，他有些抵觸，和新團隊磨合也有些困難，現在華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那些故事的存在是有意義的，隻是觀衆沒有必要去為這個過程買單。”無心插柳的快速念廣告給華少帶來多少年主持也沒有達到的知名度，其實在第二次審片時他還字正腔圓語速較正常，但是超時5分鐘導緻有一段選手求婚花絮無法播放，夏陳安要求他加快速度，正常播音是200多字/分鐘，華少自稱達到了480字/分鐘，夏陳安安慰他說：“春晚賀電值多少錢？成為廣告帝也不錯。”

    沒有辦法像美國一樣搭建攝影棚就隻能包體育館，每次包一個月，一切設施都要全新搭建。錄制兩到三期節目，盡管比演播室要貴，但每個月不會超過30萬元，又能做到同時有好幾個分會場，還不像演播室那樣每錄完一次節目就要拆除設施，實際上很劃算。至于使用了北京奧運會音響總監金少剛和奧運舞美團隊，已經宣傳過多次了。

“聲音”的策劃

    現在的成功并不能掩蓋當初夏陳安的糾結：“我們對要不要上馬這個節目内部分歧都很大，分歧的原因在于，這個模式已經被盜版得很厲害了，很多‘山寨’的節目。年輕人還吃不吃‘導師制’這一套？大家也很擔心，年輕人會不會更喜歡選秀出來的明星？團隊裡曾有人建議過一些選秀明星，但已經定的導師有不同意見，認為我們這個節目在音樂上需要正本清源，最後大家的共識是與選秀節目要有明确區隔。第三是投入很大，‘中國好聲音’這種模式在國外有很多成功案例，但也有一些國家被它的大投入吓跑了。”

    關于節目的購買，浙江衛視副總監杜昉已經多次向媒體透露過，這是一個既短暫又複雜的過程：他們在2010年開始做一檔叫做“非同凡響”的反選秀節目，那個節目裡出現了雙選的模式，當時有三位導師，每一位選手上來過堂，每一個選手都是專業的，他們必須有人推薦或者出過CD，三位導師中隻要有兩位以上看中了這個選手，就可以權利反轉，由選手任意選擇導師。不過隻在一個地面頻道的節目裡做了盲選，當時用了一個簾子，聽到聲音這個簾子會被拉下來，如果評委對他的聲音感興趣就可以打開簾子。

“中國好聲音”選手多亮

    後來他們注意到了“荷蘭之聲”這個概念，當時并不是很火，直到2011年4月16日“美國之聲”首播，它的首播收視率就超過了“美國偶像”的總決賽。他們先找到“美國偶像”的制片人，通過他找到荷蘭版權方的聯系方式，然後又通過楊媛草（達人秀的中國總代理）來操作。因為做中國達人秀的原因，楊媛草跟在燦星制作的田明合作比較密切，他們先談攏了意向。

    這幾方的接觸幾乎是同時的，田明在浙江衛視之外還接觸了其他平台，他拿着方案找了幾家電視台在談，但最後和夏陳安一拍即合。而此時楊媛草拿下了版權，最後呈現在合同上的是燦星制作、浙江衛視和楊媛草三方共同擁有“The Voice”的中國版權。

    “中國好聲音”這5個字是夏陳安起的，最早叫“非凡之聲”、“夢想之聲”，隻因浙江衛視走紅的節目都是5個字，夏陳安自嘲說自己有一點小小的迷信，“賤名好養活，不如起個最普通的名字”。現在浙江衛視已經推出了“中國好聲音”衍生品——“舞動好聲音”，以學員的歌聲為背景的跳舞節目。

    這種合作形式大約在中國的電視台是第一次。如果電視台自己的團隊不能完成一個大型節目的話，通常他們會找一個制作公司承制，幹這種活兒最多的是“湖南幫”。外包的弊病是你給制作方100萬元，如果他隻花掉了10萬元，剩下的90萬元都歸他，所以省錢是制作方的首要考慮。而“中國好聲音”等于成立了一個股份制公司，這個公司裡不僅有擁有版權的那三方，還有四位導師，風險共擔，利益共赢。杜昉解釋說：“導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算是友情介入，他們看中的是未來這幾年這個節目的發展。我們也開玩笑說這裡面有類似期權的東西，以後涉及到它的産業鍊問題，包括彩鈴、無線下載，之後的利益慢慢展開也會跟導師分享。但事實上，這裡面‘錢味兒’沒那麼濃，之所以有這樣頂級的導師加入，主要還是因為這個節目本身，利益點更多地在于我們希望為華語樂壇找到新生的力量，如果不是因為這一點，給這些人再多錢也沒有用。”

    在考慮導師人選時，基本上華語樂壇的大腕兒都被列入了名單：王菲、張學友、陳奕迅、李宗盛，甚至包括宋祖英，隻是在接觸那英、劉歡的過程中，能和他們本人對上話，其他人要通過經紀人傳話，所以力量迅速集中在這二人身上。那英推薦了楊坤，劉歡則建議和他曾經同一公司的庾澄慶。也有很多選秀節目找過庾澄慶，他認為過往的節目中評委不會給選手任何助益，吸引他的正是“導師制”。

    一切都要按原版模式，這四個人的配置必須有一位女性，最好四位導師是不同的曲風，但在中國，流行歌手的風格不是特别明晰，隻能按照劉歡是“大哥範兒”，庾澄慶偏搖滾兼半個主持，楊坤走感性苦出身路線，那英則是情歌。

“中國好聲音”選手關喆

    “中國好聲音”的宣傳總監陸偉介紹了整個工作流程：先是撒下找人網絡，在全國20多個城市派駐了導演組，找到了2000多個聲音。這些聲音來自于浙江台過去做過的很多歌唱節目，燦星手裡也有“中國達人秀”的儲備資源，節目組手裡還有一些線人，這些線人是地方電視台導演、制片人或在酒吧、民間社團、群藝組織工作。

    導演組把錄制好的音頻發回上海，核心團隊不看選手的臉，從中選出500人。由于音頻來源複雜，硬件水準不統一，就要租一個标準錄音棚，讓500人正式入棚演唱，再從中挑出180多人。最後參與錄像的有160人，而被導師定為學生的是56人。

    荷蘭版權方在硬件上要求很嚴格，除了那四把從原産地空運來的椅子，Logo标志一定要和原版一模一樣。他們派了荷蘭、英國、美國專家，每次都會在錄制現場指導。在選擇導師時，中方提議是不是可以請一些能言善道懂電視表達的制作人如高曉松、黃舒駿，“老外”堅決不答應，導師一定要是歌星。當然也有本土化的調整，就是所謂的“情感故事”。美版節目中“三分聲音，兩分情感”，中國這個團隊中大部分人是做新聞而不是綜藝出身，他們一定要講述“淚水為什麼而流”。因此，起初不被重視的楊坤意外成為一枚情感炸彈，他把自己放在與選手平輩的姿态，整體表現更易感動。

    陸偉回憶他在美國觀看橄榄球“超級碗”比賽，場上大屏幕不斷切換觀衆席裡的美軍軍官鏡頭，三架戰鬥機從體育場上空呼嘯而過，通過各種小情感點傳遞正能量和主流價值觀，這與夏陳安的大片概念又不謀而合。“The Voice”中國總代理公司的項目經理李遠說：外方專家不理解為什麼中國人要在失敗選手身上花那麼長時間，還有第一期那英就光腳上台和選手合唱，在“制作寶典”裡是要進入第二階段導師才能上台的，但中方認為要體現正能量，也要保護導師的興之所至，還是努力說服了外方專家。

    煽情自然要面臨質疑，而這也是選秀節目一向被诟病的看點。“傳統選秀節目要樹立一個偶像，這個人要被觀衆記住，就要始終存在于這個平台，而後從中獲益，所以編造故事。我們要塑造的是群像，直到節目結束冠軍最多出現三四次。”陸偉這樣分析如何避免“假故事”。實際上，美國版從第二季也開始講起學員故事。

    有一點記者倒是也感覺強烈，與傳統選秀相比，候場的“好聲音”選手盡管有些原來就小有名氣，但場下的他們也許因為人數太多，完全沒有被特殊對待，打扮平凡，混雜于觀衆中傻傻地分不清楚，隻有導師和樂手的休息室是不能随便出入的。而幾年前我在某選秀節目後台時，進入前10名的選手個個有“粉絲”助理，上台前“粉絲”開道，老遠就喊叫着：“讓開！讓開！”

    導師們會模仿美版中的手勢、表情，比中國人的感情表達要略為誇張，但事前也會根據每個人的特質做設計。劉歡希望呈現音樂上的專業性；楊坤無心插柳了“32場演唱會”；庾澄慶則告訴記者，他過去主持的一檔節目中，小朋友喜歡舉着手說“選我選我！”他覺得活潑就用在這裡。節目組不能控制導師的言行，隻能事先提醒：看到優秀學員最好要搶，但不要刀光劍影，言談要風趣，像音樂圈的“老友記”。他們也向導師承諾：不能打招呼，不能塞沒通過盲選的人。

    有一個問題節目組特地請教過外國專家：怎樣在長達十幾小時的錄制時間裡讓導師們保持興奮狀态？辦法是每個學員唱完後有5分鐘小憩，專門有位藝人統籌陪導師們聊天。

    這56個學員将會和節目組簽約，最後四位優勝者會得到出專輯的機會，其餘人則可以在各種演唱會、演藝吧、酒吧舉辦小型歌友會，參演音樂劇，他們的歌曲拿到線上供彩鈴和付費音樂下載。如果不願意簽約，仍然可以繼續參加節目，隻是不再有後續合作。

    劉歡對節目組表示：曝光率不是他想要的，他和其他三位一樣，對樂壇現狀失望，很想把自己培訓出的學員放在市場上，看市場認可哪種人，他們私下把這個活動命名為“音樂複興計劃”。用“好聲音”這種方式一季捧紅一個明星并不現實，因此他們也不承諾會給所有學員出CD，而是讓他們進入演出市場，為自己賺來出專輯的第一桶金。（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2012-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