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日前在财新峰會上發表了題為“全球嚴肅财務紀律”的演講，以下為演講全文：
在我看來，财務紀律不僅是我們中國應該做好的事情，也應該是全球治理結構的一個重要基石。如果我們從2008年以來的美國和歐洲的金融危機中發現有什麼共同特點的話，盡管他們的表現形式非常的不同，起因也非常的不一樣，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在不同層面财務紀律松弛，最終引發了具有全球性的危機。
在美國，财務紀律的松馳首先發生在微觀，發生在家庭的房屋按揭，次級貸。之後是政府的救助，然後又有政府的赤字、政府債務等問題。在歐洲情況發生在宏觀，一些國家的政府提出的承諾和支持遠遠超出了自己的财政能力，首先是政府的債務危機又威脅了銀行系統，甚至把歐元區都拖下了水，波及全球。雖然這兩種情況發生的機制非常不同，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它們共同的問題。
關于财務紀律這個問題，最早提出大概是32年前。1979年的時候，最早是研究計劃經濟問題的專家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i)提出的，他起了名字叫做“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這在20多年前的中國和原來的計劃經濟國家，當時是非常流行的術語，并且被認為是計劃經濟中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雖然計劃經濟已經終結，這個術語也越來越少聽到了，但是沒有想到的是計劃經濟時彌漫的軟預算約束被遺傳到市場經濟，而且造成了全球性的問題。那麼軟預算的根源是什麼呢？當時的一個争論是，軟預算約束與所有制有關，也就是說國有制企業更有可能是松馳的财務紀律，而私有制企業不太會有軟預算約束。當時還研究了其他的問題原因，比如融資過于集中、企業規模太大、大而不倒等等。這次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即使是在非公有制下，在市場經濟中，如果不按照市場規律辦事，照樣會産生軟預算約束。特别告訴我們的是，如果政府過度的承諾，和不切實際的超越發展階段的福利政策同樣是導緻财務紀律松弛的根源。
回到全球治理問題，救助是治标，根本的治理是要嚴肅财務紀律。不論是家庭、企業還是政府，也不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要減少和避免軟預算約束。有趣的是，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在發達的國家—至少到現在為止，而過去更多的是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美國的一個特殊性是因為美元的國際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它是沒有硬預算約束的，因為它可以任意印鈔票。希臘如果不在歐元區，它的币值早就該大幅度貶值了。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本來歐元區的制度設計就是想建立一個硬約束，硬預算約束的機制，比如為政府赤字與GDP之比設一個上限，比如3%，但是事與願違，恰恰因為歐元隻有貨币的統一，卻沒有真正财政意義上的聯邦制，沒有約束力，結果3%的上限成了一句空話。現在看來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面臨着類似的問題。
在我結束的時候，我特别想提一句，就是這幾年來我們，也包括國外，有很多批判“華盛頓共識”的意見。“華盛頓共識”一共有十條，第一條就是嚴格财政紀律。所以我覺得在我們反思金融危機，思考全球治理和中國角色的時候，我們應該回歸最基本的市場經濟的原則，那就是要有嚴格的财務紀律。也就是說我們要有硬預算約束，從根本上講要回歸實事求是的道理。全球治理首先是各國的治理，而各國的治理應該是實事求是，嚴格财務紀律，從根本上講不能超越實際支付能力的做事，也不能超越實際能力的承諾。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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